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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日，《观察者网》转载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的文章，标题为《一位上海教授的思考：和平红利已终结，中国到了不得不准备全面脱钩的时候》。作者在文章开头部分指出，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，中国国内外各种各样的“脱钩论”开始盛行，国际形势呈现明显的阵营化。虽然许多人认为，全球化是不可逆的，对于全面脱钩持否定态度，但是作者指出，必须设想这么一天的到来，并且做好最坏准备。

作者认为，以俄乌冲突为标志，过去40年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剧变，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全面跟中国脱钩，中国已经不再享有和平红利。美国所宣扬的“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”，实际上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秩序，而中国和俄罗斯是对抗等级差异秩序最后的两块障碍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必须重新审视以往的多边主义传统，早做准备建立新秩序。对于这一新的国际秩序，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，即以中国为中心，按照地理、政治和经济因素向外扩散的“三环”。

首先是中国周边地区，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周边国家紧密合作，并且依仗其为自己的安全屏障。

其次是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，中国要与其进行互利互惠的合作，获取资源的同时帮助其发展，摆脱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。

最后是西方发达国家，西方发达国家仍有着资本和技术的优势，对于中国这一体量的国家来说，想要发展是决然绕不开同西方国家的合作的。

作者着重阐述了“三环”设想中，前两环的重要性。中国周边的亚洲地区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分量，经过了数十年的全球化后已经可以称之为全球中心之一。1980年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GDP仅占全球的12.7%，而彼时G7国家的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了61.71%。而到了2021年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1.2%，增长了近2.5倍；而G7国家的GDP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了44.6%。类似的，亚洲地区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也增长了2.3倍，从1980年的15.7%上升到了2020年的36%；亚洲域内的对外贸易的比重也接近60%。亚洲经济的发展成就无疑是瞩目的，且亚洲两翼需要更高程度的经济链接，以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或者“强控”，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可以做、也应该做的事情。

而在亚洲之外，中国同样大有可为。1997年至2010年，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增长了22.6倍，这相当于平均每年贸易量增速在27%以上；与拉美地区的贸易增长了22倍，相当于平均每年贸易量增速超过26%。而在2010年当年，中非和中拉的贸易增长分别为100%和150%。不仅是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迅速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也非常惊人，比如说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，2003年至2019年，巴西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的贸易额增长了792%和840%。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：中国应当在全球战略上，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性物质交换体系的完善，实现真正的“南南合作”。

一般而言，低收入经济体想要发展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初期的资本积累。西方国家初期的资本积累是血腥而残酷的，是建立在殖民掠夺的基础之上，在目前的世界已经没有重复的可能性。后来者基本只有两条道路，要么打开大门接受西方资本，利用西方资本来发展自身，这一条道路的问题是容易受到西方资本的主导，财富同样有可能被掠夺，比如日本和广场协议、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和东南亚；要么是对内施行工农业剪刀差，通过自我掠夺完成初始积累，比如曾经的苏联。

中国的道路颇为特殊，因为中国对于资本管控严格，一方面依靠体量优势，吸纳了大量西方国家资本，但是在这期间因为严格资本管控，以及中国有核武器、有强大的常备军事力量对外保持威慑，也就是俗称的“手里有枪”，没有让西方资本获得主导权，西方无法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肆意收割中国；另一方面也对内进行了工农业剪刀差自我掠夺，但在完成初始资本积累后又通过工业发展带动农业发展，反哺了农业，没有造成产业之间的过度失衡，这一点需要整个国家政令统一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，且有足够强大的基层控制力以贯彻发展计划。

世界上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特殊的条件，既有庞大的体量，又要有“枪”，还能够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，并且能够落实下去。因此，第二个中国的出现，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是不可能的。

也正因为中国的特殊性，因此虽然十分残酷，但现实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等级性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还将会继续存在，哪怕中国愿意为了国家之间的平等做出自己的努力，对抗美国所主导的等级制世界秩序，经济关系上的先天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然缓慢、必然需要外力帮助、也极为容易受制于人。

中美之间可以脱钩，这会深刻伤害到两个国家和整个世界，但也有助于新秩序的建立；但是和平决不能够放弃，哪怕和平红利已经吃尽，中国也应当努力为创造和平的世界做出努力。这其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，在西方的传统中，“国强必霸”是一个无需质疑的事情，老牌帝国打压后来者、维系霸权是必然的事情；而对于中国来说，想要创造新的世界秩序，维护世界的和平，不仅需要自己同更加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们一起努力，还要确保自己的“不变质”，既不能够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投降，也要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和正义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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